“她这一生就毁了，26岁。”
一位绝望的母亲不久前给一位大学老师发去了一封邮件，她在信中写道。这名母亲的孩子在大学时因虚荣心驱使，偷偷借了大量网贷，直到无力偿还时，才向家里求助。然而，这个家庭本就经济拮据，家用唯一经济来源是父亲每月3000多元的退休金。
“我说让她买瓶药喝，死了算了，或者我用刀把她的食指给剁下来一个，让她一辈子记住。假如她死了，放贷的是否要求家长还？”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哪位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如此决绝的话？更何况，孩子还是全家托举起来的大学生。
这并非个案。
一位山东大学心理学专业教师向妙投反映，这几年她每年接待300名-500名大学生，其中至少有十几位因网贷问题出现心理困扰。在目前接诊的来访中，有三名学生甚至已经发展为重度抑郁，需要接受长期治疗。
妙投还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发现了近期有超过5000个大学生因网贷维权的案例，维权对象包括了分期乐、拍拍贷、度小满、京东金融等知名平台。
（图片来自黑猫投诉平台）
这很不正常。
早在2016年，监管部门就出手整顿校园贷市场了。紧接着，2017年6月，原银监会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要求暂停网络借贷平台开展校园信贷业务，禁止培训、就业类机构捆绑信贷产品，并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大学校园。
到了2021年3月，银保监会、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重拳出击禁止小额贷款公司、非持牌机构对大学生发放贷款。一时间，校园贷销声匿迹。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校园贷”变身为网贷，在大学校园中潜滋暗长。
围猎
需求往往是人为创造出来的，网贷更是。
网贷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短期资金需求，但它现在有了自己的“需求”，为此它要让你产生没有需求的需求。
“为什么我会上这个当？” 这是许多大学生在陷入网贷陷阱后的自我质疑。
起初他们只是在手机浏览抖音、京东、美团之类的网络平台时，偶然间被引导到（或是注意到）了贷款界面，出于好奇心尝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自己却由此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债务。
某大学一研究生，在京东购物时，偶然在其界面上看到了放贷入口，突发奇想，想试试用贷款的方式解决生活费的问题。他有女朋友，住在校外，每个月导师给他800元的补助。他算了算，借贷3万就可以保证一年的消费，便按一年在京东贷了款。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总共还了3.8万元。这个利息，相当于年化利率最低27%。
“放贷那么容易，只要点几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就多了一笔巨款，好像白得的一样。收到催缴通知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无意间铸成大错。”有尝到苦果的大学生对妙投如此表达。
在开篇那封匿名信中，家长也对此表达了不解：“手机上为什么能借钱，怎么不能像银行一样到柜台办理，手续复杂了，有审核和担保的，这样做有难度了，不轻易借到钱，也许就减少类似的事发生！”
那些大学生在借款时，根本未意识到贷款利率高得吓人。
借款优惠常以“免息”或“低息”的名义吸引消费者，而实际的年化利率往往鲜有人知；一些平台更常把费用拆解为“每日几元”的微小支出，让消费者误以为负担轻微。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姜树广指出，据他们研究，当消费者了解贷款的真实年利率后，他们对这类贷款的接受意愿会显著下降。
事实上，京东金融等平台正是利用了用户注意力有限和信息不对称的弱点，故意模糊或隐藏关键信息，诱导用户一步步点击、一步步陷入。
妙投调研中了解到，很多网贷机构会聘请博士毕业生，特别是来自美国名校的毕业生，利用人的行为缺陷，设计了一些极易让用户掉入陷阱的产品。他们会把用户交互的整个流程设计得非常易得、风险提示很隐蔽，甚至有意隐藏了隐性成本，有点“请君入瓮”的意味。
例如京东金条，它会默认勾选一些选项，让很多用户在不经意间就被套上了贷款，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此后要为动动手指这么简单的事情，付出巨大代价。
举例而言，京东会给自己的高信用用户开放一个相对低息的京东金条业务，但能获批的寥寥，更多的人是被京东金条导流给了平台合作方。而且很少有人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端倪，因为京东只会在申请失败页面委婉地显示一行小字“京东金条陆续开放中”。
普通用户很难意识到这其实是审批未通过的提示，而就在这一行字出现时，你已经被京东引流至平台上的非自营贷款产品。
2010年，美国用户界面设计专家哈里·布里格努尔（Harry Brignull）提出“黑暗模式”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在线平台的经营者通过刻意的界面设计来误导、操纵、欺骗消费者，做出有利于平台经营利益，却极大可能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交互决策。
2023年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副教授蔡涛和讲师汪静合作了一篇论文，名为《助推理论视域下移动交互界面中的黑暗模式研究——基于对130款移动APP的调查》，他们研究发现中国主流APP中普遍存在黑暗模式，与购物、社交、直播相关的APP是黑暗模式分布最密集的地方[5]。
黑暗模式给大学生们挖了陷阱，过高的网贷利率则让他们爬也爬不出来。
许多网贷机构披露的年化利率为7%至24%，表面上符合监管对贷款利率上限的要求。但实际上，平台往往通过收取服务费、咨询费、担保费、管理费等多种名目，将借款人的综合借贷成本推高至15%至36%。
比如，京东上一笔接近20万的放贷，次日还款就要偿还利息3000多元，而这其中就包含了京东与贷款链条各个参与方的隐形费用。
而且一旦出现逾期，还会叠加高额逾期费用和利滚利，部分借款的实际年化综合利率甚至超过36%。（注：年化利率24%以下为司法保护区；24%-36%为“自然债务区”，法院不保护，但已支付部分不予返还；36%以上为高利贷，合同无效）
除此之外，多层导流和担保费用叠加，也在抬高实际借贷成本。
对于网贷业务而言，资金、流量、风控三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平台通常是为金融机构导流，不承担贷款违约的兜底责任，收取的是固定费用，这样能够将流量迅速变现；相比之下，在联合放贷模式下，互联网平台（通常为其持牌小贷公司）与银行等资金方共同出资，按比例分担风险和收益，风控和贷后管理也可能共同参与[1]。
担保方一般为持牌融资性担保公司，部分具备融资性担保牌照的助贷机构也可作为担保方。担保方向借款人收取担保费（部分案例显示担保费率可高达贷款金额的5%至18%）[4]，并需在借款人违约时承担代偿责任。
资金方一般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方的资金成本多在年化5%-10%之间[4]，部分头部机构成本可低至3%以下。在整个网贷链条中，资金方的成本属于较为稳定且可控的部分。
互联网贷款模式的形成，既源于资金方线上获客和风险控制能力的短板，也反映了市场信息不对称、风控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深层原因。因此，资金方通常依赖流量方进行线上获客，并借助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分担风险。
但这种分工合作的利益链条并不一定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一旦链条某一环节失效（比如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风控机制失效），风险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变大。
而这个风险传导过程中，实际借贷成本也被大大抬高。
以财新报道为例，一位大学老师因研究在京东APP上申请京东金条借款，原本打算在放款前终止流程，但尚未等他点击“同意”，系统便自动放款了10.8万元。次日他欲还款，系统告知，他需要支付3000元的利息。
此次借款的资金方是浙江宁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环节由拍拍贷的关联企业——上海耳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京东则承担了导流角色。虽然这位老师与资金方“默认”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年利率仅为3.7%，但经过京东的撮合、拍拍贷的担保，以及各类服务费、管理费等多重环节，最终他实际承担的综合年化成本却高达24%。
（图片来自姜教授的视频）
“套路贷”背后，则是网贷机构赚得盆满钵满。
2024年，奇富科技实现归母净利润62.48亿元，销售净利率高达36.4%；信也科技也不甘示弱，全年归母净利润达23.88亿元，销售净利率为18.27%……
软肋
大学生本不应该成为贷款的主要目标群体。虽然他们年满18岁，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独立行为能力，但大多数人既缺乏社会经验，也没有稳定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涉足网贷业务，从电商、短视频到外卖，几乎所有流量平台都设置了借贷入口，或自营或为其他贷款机构导流。这些国民级的应用，更容易地给大学生们打开了网贷的入口，既隐蔽又易得。
“网贷在校园里好像是无孔不入。”上文提到的山大心理学专业教师表达出一种无力感。
理论上，大学生不应该是理想的客户。但现实中，他们是最理想的猎物。
这背后有其必然性。
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体系中产生了两种痼疾，分别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借贷交易开始前，金融机构便知道借贷者资质良莠不齐。为了规避违约风险，他们选择提高整体利率。但这种做法最终留下的几乎都是那些孤注一掷的“高风险”客户。
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中，金融机构为了弥补损失，只能继续提高利率，这导致逆向选择加剧，此类小贷/网贷平台一定吸引到的那些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更低息的贷款，而转向这类对信用资质要求不高的平台的人。往往，从一开始，这些借贷人就没打算还钱。
所以，在网贷产品设计中，贷款利率通常与违约风险挂钩，高利率意味着较高的违约风险。这种设计本身就假设了“有些人可能不还钱”，就只能通过提高整体利率，迫使按时还款的客户为其他人的违约“买单”。
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怪圈：那些原本有还款能力、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被误导的人，反而被迫承担了更多，最终形成了“好人被剥削”的局面。
大学生，正是这场博弈中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也是整个网贷链条中，最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首先，大学生们通常有强烈的还款动机——他们不想成为“老赖”，因为他们还有相对清晰的未来。姜树广指出，中国尚无个人破产制度，学生或家庭一旦陷入债务危机，无法合法进行债务重组或清算，最终只能长期承担“失信”记录，影响个人发展，甚至波及家庭关系。
为了保住未来，最终的责任往往会被转嫁到父母身上，形成家庭的无限连带责任。但这对于网贷平台而言，可能并不是个坏消息。
除此之外，网贷平台还钟情于大学生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信息非常“好溯源”。山大心理学专业教师指出，网贷平台能够轻易获得大学生的详细信息，包括所在学校、同学、老师，甚至家长的联系方式。若发生逾期，平台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催收，几乎让大学生无处可逃。
这些大学生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
但问题又来了。自2017年起，监管部门多次出台禁令，明确禁止各类网贷、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校园贷”为什么还能无孔不入？
首先，网贷行业的监管职责分散，缺乏明确的主管机构。
例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负责银行和保险类借贷问题处理，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也并不受理此类投诉，这致使网贷业务处于某种真空的状态。
其次，“正当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借贷”等关键概念依然界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导致在实际执行中难以界定和查处违规行为。
比方，如何准确识别借款人的学生身份，如何具体审查贷款用途等相关细则尚不完善，给了违规平台大把可操作的空间。以及在明知监管禁令的情况下，他们仍能通过隐性收费、模糊身份审核等手段绕开政策，甚至故意将“学生”群体淡化为“年轻人”，以规避监管。
举个例子，部分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干脆不主动识别借款人是否是学生，仅凭身份证和手机号便可放款[3]；有的平台要求23岁及以下用户签署“非学生承诺函”，但这不过是一种免责形式，根本不算有效的风控手段[2][6]。
止步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通往地狱之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网贷已经背离了初衷。
网贷起步于2007年。当年，“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政策层面开始鼓励普惠金融，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让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中小微企业、农户和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融资机会。
以宜信为例，它最早在中国推广个人对个人（P2P）借贷，其创始人唐宁就曾深受尤努斯“穷人银行”的影响。
1976年起，尤努斯在孟加拉试点小额信贷，最初帮助了数百名穷人脱贫，随后扩展为格莱珉银行。格莱珉银行为650万借款人（主要是农村妇女）提供信贷服务，覆盖7万多个村庄，还款率高达98%。每位借款人都拥有银行股份，强调“穷人自己的银行”。
然而，2014年，这个行业开始野蛮生长。网贷作为一个行业，毕竟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
“我们不能对过度借贷现象听之任之。若任其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意识形态可能会从传统的高储蓄文化转向高借贷文化，其潜在危害难以估量。”姜树广表示。
“特别是，网贷现在影响的，正是年轻一代。”
回顾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历来以高储蓄著称，如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常年高达30%-40%，远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这背后既有历史上不安全感的积淀，也有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达利欧《原则》里如是说。
可以说，高储蓄文化长期以来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无论对国家还是家庭而言，积累财富的根本在于储蓄，而非负债消费。
但当前一代年轻人大多未曾经历物质匮乏的年代，缺乏对高储蓄文化的深刻认同，更容易受到西方高消费观念的影响，盲目举债、超前消费。以及大量网贷平台通过低门槛、快速放款和多样化营销手段，鼓励年轻人“花明天的钱，享今天的乐”。
据2019年《中国消费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中国年轻群体信贷产品渗透率已高达86.6%，近一半的年轻人存在实际负债，许多人甚至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
可以看到，我们社会的消费和储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这一趋势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美国因长期推崇负债文化，已引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期的全球贸易大战会被触发，说到底还是因为美国正面临债务危机。依靠全球对美元的信任，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由此陷入严重的债务困境。截至目前，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逾120%。
更糟的是，当前市场上许多国家正倾向于抛售美债而非继续增持，其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信用已被严重透支，美债正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视为“风险资产”而非“无风险资产”。
一旦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将受到极大威胁，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为了缓解债务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把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要求其他国家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债等。在“海湖庄园协议”的新计划中，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曾提出一个建议：通过关税豁免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外国政府将其持有的短期美债转换为超长期债券（如100年期），以此降低利息支出。
美国的负债文化不仅深植于其政治体系，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在20多年前，美国学术文献中就提到，美国每10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经历过破产，根据美国普查局数据，截至2024年7月，美国总人口约为3.4亿人，对应约1.2亿个家庭。这意味着，差不多有1200万个美国家庭深陷“发薪日贷款”困境。
所谓发薪日贷款到底有多可怕？如果按年化利率计算，最低可高达3686%，最高甚至达到91633%。
此外，约44%的美国家庭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甚至拿不出400美元应急。
我们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参考资料：
（1）《互联网贷款导流：业务模式与监管合规》；
（2）《“校园贷”问题再现，难点究竟在哪？》；
（3）《谁之过？以贷养贷，困在“还贷”中的大学生们》；
（4）《揭开网贷灰色面纱②：8%资金成本如何膨胀至36%综合息费》；
（5）《数字经济中黑暗模式的法律规制：基本原理、域外方案与本土路径》；
（6）《五部门联合发文治理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乱象 让大学生远离不良“校园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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